我很早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死亡诗社》，主演是罗宾·威廉姆斯，他演一位名叫基廷的英文教师，来到一所私立男校教书。学校里的氛围很激进，男孩子们的功课不轻松，要学化学、拉丁文、几何……学生们在基廷教师的影响下，喜欢上了诗歌，组织起“死亡诗社”，汇集在校外的一个洞穴里读拜伦和惠特曼的作品。有一个学生，读诗之后变得更积极主动，追到了本人喜欢的姑娘；有一个学生叫尼尔，原本是父母的乖孩子，要上医学院的，被基廷教师“迷惑”之后，想去演戏，这让他爸爸怒发冲冠，父子二人矛盾激起，尼尔最终自杀。尼尔的爸爸以为，儿子误入歧途，学校负有义务，基廷教师被迫辞职，分开这所男校。这就是《死亡诗社》的故事，基廷教师想让孩子们领略到世界的丰饶，让他们有本人的考虑，有生命的激情，但也确实间接地害了一个孩子。
《死亡诗社》讲的是1959年的故事。我们再来看1968年的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阅历，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
1968年，有一个小伙子叫迈克尔·坎宁安，15岁，在洛杉矶一所中学读书。课间休息的时分，他会跑到校园的一个角落去抽烟，有个女孩也老在那儿抽烟。那个女孩很漂亮，很酷。坎宁安就跟那个女孩儿搭讪，问她，嘿，你喜欢鲍勃·迪伦吗？那是1968年，每个年轻人都特别有激情，都是潜在的诗人，大家都喜欢鲍勃·迪伦。男孩子接着说，你觉得莱纳德·科恩怎样样？科恩是不是比鲍勃·迪伦还棒啊？女孩抽完烟问，那你看过T。S。艾略特吗？看过弗吉尼亚·伍尔芙吗？女孩说得很慢，声音也抬高了些。她说的是这两位作家的全名，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男孩子诚实供认，我没看过。
第二天，迈克尔·坎宁安就去了学校图书馆，书架上没有艾略特，只要一本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他就把《达洛维夫人》借回家看。他看不懂伍尔芙在写什么，但他能观赏那些句子，在坎宁安的回想文章中，他是这么说的：“我历来没有读过或者写过这么复杂、这么有力、这么、这么漂亮的句子。她的遣词造句就像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拨弄吉他一样娴熟。只要天才才干做到，在率性而为和控制全局之间，在毫无眉目和稳定的方式之间，一次又一次寻觅的均衡点。”坎宁安说，言语是活着的媒体，那些句子是有伸缩性的，能给人快乐，而且变化无量。
坎宁安后来成了一位作家，写了几部小说，《达洛维夫人》这本书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悠。他写的一部名为《时时辰刻》的小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并由他自己担任编剧。你可能看过这部电影，三大女明星主演——妮可·基德曼、朱丽安·摩尔、梅丽尔·斯特里普分别出演三个时期的女性。
约100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英国小镇上写《达洛维夫人》；过了50年，有个15岁的学生，在洛杉矶本人的家里看《达洛维夫人》。这个学生后来也成了一位作家，写了一个剧本，把《達洛维夫人》变成了电影里的叙说脉络。
有一种说法，说古往今来的作家，都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你不晓得谁和谁谈得来，谁又在影响谁，他们不是依照文学史的传承来写作，他们有本人的阅读脉络和喜欢的前辈。我们读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不晓得会遇到哪本书，就忽然产生相见恨晚的觉得，发现原来本人的那点儿当心思，竟被很久以前的某一位作家写过。他穿越时空，讲述他的故事，你捧着书，觉察历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贴近你的心，这样温顺熨帖地跟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