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纳金是督促公法之债履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因而有学者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起因、当事人所承受的终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和行为性质的同一性指出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在作用于行政事态时有某种从属性或补充作用。而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

找出病灶的目的是为了对症下药。既然信用卡滞纳金的性质是违约金，那么就可以运用合同法理论对高额的信用卡滞纳金进行治理。尽管《合同法》没有对惩罚性违约金的数额作明文的限制，但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方面主要有第113条第1款的可预见性规则、第119条第1款的减轻损失规则、第120条的与有过失规则；在规制由于合同自由的异化而导致过高的违约金方面有第114条第2款的违约金数额调整规则。然而，发卡行却认为其收取高额滞纳金是执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的结果，这样才符合银行业的合规性监管，因而该违约金是法定违约金而非约定违约金，所以不能适用上述《合同法》关于违约金数额限制的规定。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7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凭借的是其掌握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市场上使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行政垄断行为就是滥用这种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行为，因而，应适用反垄断法上禁止支配力量滥用的规定。

信用卡滞纳金条款的法律依据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第22条， 即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还款额的行为， 应当按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 收取滞纳金。从逻辑上说， 每一法律规范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可见， 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是未偿还还款额的行为， 法律后果是应当按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 显然， 该法律后果就是违反发卡行和持卡人间信用卡领用合同的违约责任。